[2] 刘鹏：《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3页。
那么，人性为什么会有恶与善的呈现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我们对政治的核心的分析。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哲学 道 法律 。
[45]从荀子的这些论述来看，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们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与争夺，是政治的源起。我们从人类本性出发，寻求人性变化的外部原因，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以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来说明人性恶的社会根源，这是总体上的论证。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严格地说，对于以上提到的立法司法过程中出现的人性之恶，也同等视之。……西方人关于正义的理想追求值得景仰，而正义思想的众口难调，则又预示了这一理论尚未到瓜熟蒂落的时候。
至此，可以为法律下一新定义了：法律-是以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孟子被人们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二号的儒家人物，仿佛也是如此，他也自称：夫道一而已矣。元学科不可能独立自存的原因在于，当下的学科壁垒和专业细分程度决定了人权法学的研究者需要通过概念与话语的转译实现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学习和接纳。
从历史现象来看，主张发掘在本土历史演进中变动不居的人权观念。所以，从生存论的角度来看，人权展开为两个向度：其一，应然人权。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因问题而生，通过运用科学知识对中国特色人权实践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回答，从而形成学术体系。因此，在当下中国人权法学三大体系建构的问题脉络中，实现人权法学三大体系建构应在三者之间依次推论。
比如，从人权的主体、人权的内容、人权的形态等来定义人权概念，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等理解人权的本质与属性。首先，人权作为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规定于部门法中，部门法的解释和适用实际上也就是人权从法定形态向实有形态转换的过程。
那么，回到我国的人权法学领域来看，此种法理型人权话语需要包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法治理论中的两个源代码：其一，时代变迁中的重大人权问题往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因而以回到马克思的视野重新对经典文本进行阐发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从实证主义来看，某些在制定法中已经得到认可的具体人权获得以国家公权力为支持的效力，从而可以进一步在法律运行和实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但需指出的是，关涉人权保障的法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内人权规范体系，国际人权规范体系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质言之，人权规范化仅是实然人权的一部分，在具体人权的阐释过程中，须将人权规范化与前述整个人权体系联结起来进行分析。
规范人权化则是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不涉及人权证成的讨论，主要指落实人权的法律机制设置及实施。当然，理论创新是艰难的，即便是一个新命题，也有提出、演进和完善的过程。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其二，从人权代际划分与人权代际更迭中建立各种人权之间的意义关联，从而能够克服人权的历史偶在性。
由于人权体系同时具备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使得对人权体系的梳理变得尤为重要。而在各项人权中，作为首要人权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则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环节即精准扶贫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得到保障和实现。
一方面，实体法规范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法中的程序正义应当并重，不可偏废。因而，人权法学术命题之提出回应了人权实践中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综合上述两类观点来看，我国人权法学者对人权法的学科分类基本上是从法学研究中的分离命题和联结命题的视角加以考察，总体上概括了我国人权学科体系的设置。这就是说，人权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实现人权，因而必须建构有效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只有同时兼顾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才能充分呈现人权法文字在当下时代背景中的规范意义，反映一般人的社会日常生活，由此使这种一般性的规范意义能够为普通民众所广泛理解。本文拟从整合中国人权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下文简称三大体系）的视域出发，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命题、新表述，致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人权法学三大体系。基于对应然人权和实然人权的梳理，人权法学的学科构造及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本质被转换为应然人权、实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在上述命题的基础上，将人权视为法规范体系中道德证成的正当化理由。
换言之，若人权只限定在应有人权或人之所以为人的范围内探讨，那么显然当下的所有新兴人权论证都无法成立，仅仅是既有人权的具体形式而已。各类人权规范对于人的尊严有着共同的关注，所以不同法域、不同类型的人权规范之间应当融贯。
因此，我们认为，人权规范落实为人权的具体保障，需要在人权入法与人权规范体系协调上体现融贯性。譬如数字人权，以言论自由权、通信自由权、个人隐私权为主的第一代消极人权在数字时代有了内容拓展，以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报酬权等构成的第二代积极人权有被数字化侵蚀的风险，网络接入权、数据可携带权、数据遗忘权等新兴数字权利亟需获得法律设施保障。
本文论证思路是，首先，需要突破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范式藩篱，寻找沟通人权法内外视角的渠道。由此促使法外人权以合乎法律科学和法律逻辑的方式进入实证法体系。
因而，法治型人权话语可内在展开为人权法实施过程中的制度话语与引领国家人权意识形态的观念话语。政治实践、伦理惯习、社会环境、历史现象都是对当下经验事实的把握和判断。人权体系结构主要是梳理各种人权之间相互交织的逻辑关系，并为特定的人权寻找其体系定位。比如，国际人权规范与国内人权规范的交叉融合。
首先，道德人权属于应然人权。不同的是，人权法原理是涉及人权的主体、属性、类型、特点的基础性原理，属于一门通过研究基本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即人权法学者从人权法体系内部角度提出的一般人权法理论。
人权由于符合道德价值的这种普遍法则特质，因而得以成为一切外在实证立法的根据。归纳来看，人权法学的具体学科必须以法学二级学科作为载体，成为这些学科的重点研究范畴。
在分析、讨论这些具体人权的过程中，通常以当前国际人权条约及国内制定法中的相关人权规定或表述为预设前提，由此为社会生活中的人权与应然人权设立界限，将应然人权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然而，在话语言说过程中，原初的概念意义与话语之间出现滑动的现象，人权法学话语体系需要与人权法学学术命题保持同一性。
我国人权法学研究取向于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人权法规范的客观意义，完成了对实证法的法律科学层面上的初步加工。从人权法学学科体系来看，需要突破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的范式藩篱，寻找沟通人权法内外视角的渠道，由此构建人权法学元学科、一般学科、具体学科三类学科体系。用学术化眼光来看人权法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路径，就是从事实向命题升华的推演过程。一方面是个体的繁荣，这和尊严话语具有相似的内涵，都主张个人的潜能在共同体内部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概言之，法理型人权话语以新时代中国处理既往复杂人权实践的成果为经验参照，以未来人类世界面临的重大人权现实问题为学术关怀，彰显新时代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理念感召力。安置命题认为法律体系必然包含原则，道德命题指出原则至少与某一项道德相关，而正确性命题主张原则背后的道德仍需要证成其正确。
应然性认知是人们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整理和加工所获取的感性材料，从而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过程。或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在特定实证法体系内部，但其他规定实际上已经以该人权法律原则作为规范基础，以该法律原则之实践作为目的。
融贯模式则推进了制度人权向实有人权的转换。但释放人权法学具体学科的学术活力主要在于，提升人权法学一般学科为法学二级学科提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而此种能力是以人权法学元学科的多元知识体系的整合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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